西方社会财富不平等的症结

作者:匿名    来源:《金融时报》    发布:2014-09-17 09:58:45    浏览: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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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疲软、就业不景气、广泛弥漫的对工作的不满、令人震惊的巨额债务——这就是西方世界的生活。西方世界好像已经丢掉了曾令其保持一个多世纪活力的创新习惯。自20世纪60年代活力严重减退后, 大多数国家的生产率增速都开始下滑。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生产率增速跌至原来的一半。在20世纪90年代末,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生产率也或多或少停止了增长。这些国家急需找到方法恢复其从前的活力。

但是一些意见领袖会改变话题。他们认为,重要问题是不平等。据估计,欧洲四分之一的私人财富掌握在最富有的1%人手中;在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掌握着三分之一的财富。在低生产率增速的国家,私人财富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迅速增加;且近几十年来,绝大多数国家私人财富中富人掌握的财富比重均有所增长。

抱怨不平等的“平等主义者”认为最富有的人掌握的财富本身就是不好的:因为其扭曲了社会。他们希望通过实行财产税来根除这种令人不愉快的财富。“改良主义者”认为富人利用其财富进一步谋利——尤其是争取对他们有利的税收制度。结果是造成中产阶级失意消沉,无数人在劳动中的低效汇集起来最终导致“生产率”的降低。这些批评认为,应该废除资本利得的低税率,压低超级富豪的收入,反对低税率能激励创业公司并帮助其成长的想法。

人们抱怨的不是财富不平等导致创新减少。没人能说西方历史上不平等的加剧导致了之前的活力消退,因为在富人开始享受最近的胜利期之前,生产率已经开始下降了。从1940年到1970年前后,创新已经开始趋缓,而最富有的10%人群所占财富和收入比重在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提高。

因果关系应该反过来:是活力的消减加剧了财富不平等,因为其对于中等收入工人的打击比对富人的打击更大。研发新产品是劳动密集型工作。而新产品生产所需的资本货物的生产也需要大量劳动力。当创新停止时,这些工作也消失了。在西欧地区,1961-65年间,资本投资的年增长率达到近7%,而在1971-90年间,这个数字下滑到约2%。美国也出现了类似趋势。利润也下降了,但是富人在海外回报率一直很高的地方投资。

由此导致的生产率增长放缓,将实际利率压至极低的水平,导致绝大多数人无法通过老办法——储蓄,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对西方人来说,要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变得困难。这促使大批人进入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通过套利和投机赚取利润。那么多人期望通过赌赌自己的运气大赚一把,总会有些人成为赢家。而这些赢家获得的丰厚回报也进一步加剧了财富不平等。

生产率增长放缓的背后,是创新能力的缺失,其症结就是社团主义理念的传播,特别是团结、安全和稳定的理念。政客们推行遏制竞争的法规;通过分肥契约照顾利益集团;通过行业政策引导经济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阻碍了创新者,或者减少了对创新的激励。公司需要担心的竞争减少了,因此敢于提高定价,赚取更多利润。股价因此上升,已经很富裕的股东的财富也由此增加了。

标准的经济理论预测人们会将自己的薪水储蓄起来以获得回报,比起不储蓄直接将钱花掉,这些回报能让人们购买更多的东西。守财奴会为了积蓄财富而积蓄财富,但这样的人很少。然而,社团主义的另一个理念——物质主义,让人们对致富产生了痴迷。据统计,许多退休的人依然在储蓄,富人更是如此。

物质主义同样也导致了短视。它引诱首席执行官推高股价,促使基金公司要求基金经理达成季度利润目标。这扼杀了创新,将财富不平等维持在高水平。自1965-75年美国经历生产率增长的疲弱期以来,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达到了创纪录高点。

然而,平等主义者在财富不平等的成因方面错得离谱。造成1970年以来反常的财富不平等的是深植于西方社会的社团主义弊病,而不是“资本主义”或者税法。如果我们能够治愈这些弊病,经济就能恢复活力,反常的财富不平等就能得到缓和。

作者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有《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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