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这是激烈变革的时代，也是充满希望的时代!”这是华夏基金原总经理范勇宏在其2013年出版的《基金长青》自序里的第一句话。不出意外的话，携余额宝汹涌而来的天弘基金将在一季度数据出炉后取代华夏基金成为公募基金规模新一哥。而天弘带来的显然不仅仅是排名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公募基金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从成立之初几十亿元的规模发展到如今超过3万亿元，从成立之初的“老十家”演变成华夏基金独自领跑再到如今互联网金融改写行业格局，从简单的业绩为王到多元化发展，16岁的公募基金正经历着又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
初元时代 公募初年 老十家群雄逐鹿
随着一季度的结束，公募基金的各项排名也逐一揭晓。尽管华夏基金总资产管理规模逼近4000亿元，但这一数字显然已经无法抵挡住携余额宝而来的天弘基金。2月中旬，单余额宝规模就超过了4000亿元。不出意外的话，天弘基金将成为公募基金规模新一哥，这也是公募基金16年来最让人感慨的一次排名变化。 过去16年间，中国基金公司虽然排位一直在变，但前十大基金公司中一直难有黑马杀入，尤其是老十家，历来处于规模排行前半段。
老十家是1998年3月至1999年4月一年内设立的基金公司，分别是南方、国泰、华夏、鹏华、富国、嘉实、华安、博时、长盛、大成。最初均管理封闭式基金，管理规模虽有所不同，但差距并不大。
2007年以前，由于监管机构对新基金采取严格的审核制，每家基金公司每年新产品的数量被限制在2-3只。对于后来成立的基金公司而言，很难超越在产品数量上具有明显优势的老十家。
1998年，中国只有五家基金公司，排名第一的华安基金管理规模22.14亿元，排名最后的南方基金规模也有20.82亿元。而1999-2005年，华安、博时、华夏、南方各领风骚一两年，行业头把交椅轮流坐。早期的华安基金是行业的翘楚，但在2006年人事变动后逐渐淡出。 2006年，凭借着12月嘉实策略增长一日419亿元的募集纪录，嘉实基金成为公募基金业首家资产管理规模超千亿元的公司，也坐上了规模第一的宝座。
基金业的第一次洗牌始自2002年下半年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发行后，随着基金发行市场化加速，基金公司的管理规模也从此拉开差距，特别是进入2004年，基金发行数量骤然增加，一些新锐基金公司颇有赶超前辈之势。而老十家基金公司有继续保持强势的，也有开始排名下降、落入第二梯队的。
寡头时代 业绩为王 华夏脱颖而出
2007年，受惠于股权分置改革带来的红利，基金业规模从2006年底的8564亿元增长至2007年底的3.28万亿元。这一年是分水岭，不少基金公司牢牢抓住机遇，奠定了自己此后一段时间内的行业地位。
彼时，有业绩，能赚钱，足矣。
这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华夏基金。2007-2013年，华夏基金的规模排名连续七年雄踞第一。 对于才走过16个年头的中国公募基金业来说，由范勇宏这个基金业“教父”级人物一手打造的华夏基金不得不浓墨重彩。 1997年11月，范勇宏受命筹建华夏基金，结果一干就是16个年头。
在范勇宏看来，基金公司在任何时候都要把投资业绩放在第一位。于是，华夏基金成立的最初几年，员工拍合影都是齐声喊“业绩”，而不是“茄子”。“基金是管出来的，不是卖出来的。”这是范勇宏在公司常说的话。在业绩为王的经营观念下，华夏基金规模迅速扩张，也成就了华夏基金的行业老大地位。
2005年，范勇宏为华夏明确定下了以投研业绩为核心向导的方针，并大举引入投研人才。华夏基金也逐渐成了基金界的黄埔军校，江晖、张益驰、孙建冬、杨爱斌、张龙、郭树强和王亚伟等知名基金界人士均出自其门下，而目前不少基金公司和阳光私募的掌门人亦是出身于华夏。 这其中，最牛基金经理王亚伟的出现对华夏基金尤为关键。业绩为王的理念在王亚伟的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2005年，此前业绩平平的王亚伟在范勇宏的劝导下出国学习，学成归来接手华夏大盘基金。随后，王亚伟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传奇时代，他用六年的时间为持有人带来了10倍的财富，这是一个迄今为止无人企及的神话。三年两夺业绩冠军的他不仅成为公认的最牛基金经理，更是成为公募基金业的标杆性人物。
在王亚伟奔私前，他是华夏基金最为醒目的“无形资产”。华夏基金旗下的偏股型基金，在积极配合“一哥”持续创造基金收益传奇的同时，也依靠王亚伟带来的“品牌效应”，在发行募集上拥有独特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前面所提到的郭树强正是天弘基金的总经理。1998年进入华夏基金的郭2011年跳槽到天弘基金，离职前其任华夏基金总经理助理。
不光是华夏，业绩主导是这个时期公募基金最大的特点。以2010年为例，由于业绩出众，华商、摩根士丹利华鑫、东吴、银河等中小基金公司在当年结构市中规模增长明显，尤其是华商基金。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华商基金2010年偏股型基金整体涨幅高达26.5%，华商盛世股基更是以37.77%的收益率夺冠，华商阿尔法股基也以24.64%的收益率位列第六。受此影响，华商基金资产规模由2009年的133.84亿元增至2010年的417.28亿元，公司规模排名大幅上升至第24位。
这期间也有一些基金公司初期发展很快，可惜没能很好地坚持下去。其中的代表就是上投摩根。成立于2004年5月的该公司2005年、2006年偏股型基金业绩表现相当出色。2007年10月，上投摩根亚太优势QDII基金一天内吸引了1163亿元的申购资金，刷新了中国基金业有史以来的发行纪录，当年底，上投摩根跻身行业前十。可惜，随着核心投研团队的离开，业绩逐渐平庸的上投摩根规模排名迅速滑落。
创新时代 规模剧增 后来者逆袭
提要：2008年之前，公募基金星光璀璨，中国金融行业最卓越的管理精英、投资人才聚集在这个行业，借着市场东风，缔造了一个令人艳羡的时代。而在这场浪潮中，被人们熟知的无一不是主动管理型偏股基金的基金经理。不过，随着熊市的到来，业绩星光逐渐暗淡，而2013年王亚伟和恩师范勇宏的退出，更是让公募基金业陡然生变。
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今天的“理财多元化”时代，也是基金业遇到制度瓶颈的关键时刻。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大熊市、2009年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的小牛市、2010年的震荡市场，基金经历了数度跌宕起伏。基金业由快速发展进入到相对停滞的整固期。“基金业绩影响弱化，归根结底是因为市场大环境不好，收益吸引力不佳，业绩持续能力也不强”，德圣基金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江赛春表示。
创新也由此再度成为基金业破解困局的不二选择。
之所以说是“再度”，是因为公募基金业的第一轮低潮期就是靠变革性的创新扭转局面的。2000年发生了“基金黑幕”事件，很多人因此对基金业产生了怀疑，这使基金业在此后数年处于一个艰难发展的低潮。然而，开放式基金的诞生成为了一个拐点。随后，伴随着股市大牛行情的到来，公募基金成为了最香的饽饽。
而2012年这新一轮的创新更加具体化，同时也更加的疯狂。2012年4月，首批沪深300ETF发行，嘉实和华泰柏瑞发行的两只沪深300ETF大卖逾500亿元;几乎同时期，汇添富和华安发行的首批短期理财基金掀起了一轮2007年来难得一见的申购热潮;2012年下半年，货币基金T+0开始陆续推出。2013年6月，天弘基金联合支付宝推出的余额宝瞬间增加的千亿元规模让业界咋舌。
相比这些靠发创新产品而规模剧增的基金公司，那些在传统公募产品领域兢兢业业的基金公司则被远远甩在了身后。同花顺统计数据显示，华商、汇丰晋信、兴业全球等绩优基金公司规模在这个创新年度不仅没有上一个台阶，反而是遭遇净赎回。就连2012年业绩表现最好的景顺长城，也因为缺席创新而使得整体规模零增长。“投资者只要赚到钱就会撤离，业绩和规模不成正相关”，南方一家缺席创新的绩优基金公司市场部相关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无奈。也正是因为如此，业界唏嘘“光靠业绩已经吃不饱饭”。
2012年某家基金公司新上任的总经理谈及被董事长问到其管理思路是什么时，他回答，如果现在还说重视投研能力，以业绩创规模，那就Out了。与此同时，业绩弱化格局下，近两年公募基金“拼爹”加剧。所谓创新产品和渠道背景，至少须有其一，二者兼具，则无敌。
在利率市场化启动的背景下，短期理财基金在2012年下半年获得井喷式发展。而“近水楼台先得月”，依托背靠银行业大股东的优势，赶上银行系基金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宇宙第一大行”工商银行旗下的工银瑞信基金由此连续两年进入公募基金规模前十。同时，去年以来与互联网金融巨头联姻的基金公司也疯狂地抢占市场，天弘基金背后的支付宝更是全球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毫无疑问，六年来，基金业最强烈的变化是六大银行系基金集体崛起和以天弘基金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带来的一夜暴富，银行系崛起是六年间持续的过程，而天弘变凤凰只用了半年时间。
2012年短期理财债基的凶猛发展让人们开始期待工银瑞信能将华夏基金拉下规模冠军的宝座。不过，上位迅速的银行系基金公司由于缺乏业绩的支撑并没有改写历史，短期理财产品也在大起大落后沉寂下去。
“真正能靠创新带动公司的都是那些先吃螃蟹的公司，比如华宝兴业、汇添富就靠场内货币基金，而余额宝也只有一个。”在银河基金市场部渠道管理总监傅文博看来，后来跟风发这些产品的公司都没有得到好的效果，再加上业绩也是不可逾越的问题。也就是说，产品策略对多数公司来说是无效的。
在传统渠道竞争中，银行主要考虑基金公司的品牌和业绩。而且银行系基金公司与银行自有业务有所冲突，商业银行对此也有顾忌。而互联网的游戏规则完全不同，互联网概念基金经历的是全新一轮的跑马圈地，在满足了所谓“屌丝需求”以及完善客户体验等基础上，互联网金融带来了一场重写江湖的行业革新。
有人说王亚伟的离开，不仅将终结华夏基金行业第一的“神话”，也可能带动全行业的一次转身。事实上，假使王亚伟不走，如今的江湖依然会变。不过，那时候人们记得的王亚伟将不再是神一样的基金一哥，不再是公募故事的主角。“登到绝顶处，便是下山时”，这是范勇宏在《基金长青》中的感慨。如今看来，颇有些智者的感悟。
公募新时代 余额宝们的烦恼
华夏基金零售直销部总监赵新宇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透露，资产管理公司最终是要围绕着自己的产品去赢得客户，而借助互联网平台只是其提升影响力的一个途径。其次，通过与互联网的合作，倒逼自身产品的改革。
虽然互联网金融进行得如火如荼，但仍有不少公募人士对互联网金融能否扛起时代大旗抱有疑虑。兴业基金副总经理徐天舒是公募业中保守派的代表，他公开指出，这么多基金公司集体触网，前景似乎并不那么美好，恐当了炮灰、陪太子读书。他的理由是，在基金业传统运作模式下，互联网金融成本、运营投入大，短期收入低，同时，他对客户黏性和转化率不抱有信心。
然而随着余额宝规模的不断增加，其面临的监管次数也在增多。余额宝成立十个月以来，共经历了43次监管，平均六天一次。
不满“存款搬家”的各大行开始了对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宝宝们”的围剿。三大行暂停与“宝宝们”挂钩的货币基金定存，期间更有消息传出银监会摸底货币基金投资协议存款、央行可能暂停货币基金享受“提前支取协议存款不罚息”的政策红利。
3月22日，建行将用户购买余额宝的额度从单笔5万元降为5000元，每月限额从20万元降为5万元;工行、农行和中行也纷纷大幅下调余额宝单笔申购额度。此外，理财通也遭到工行设槛，额度由每月的30万元下调为5万元。
流动性压力是庞大体量的“宝宝们”难以回避的问题。同时协议存款红利如果取消，“宝宝们”的收益会进一步受到冲击。就余额宝们的资金运作情况来看，难以维持较高的收益水平。此前，余额宝将近95%的资金投向了协议存款的同业市场。现在，如何通过购入短融债券等手段维持流动性和理想收益是余额宝必须要做的事情。
此外，公募基金从思想层面的改变也不容小觑，从简单的产品推广发展到全方位客户服务。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互联网行业才是真正以客户需求和体验为核心，而不是基金行业过去那样自上而下教育式的客户服务模式。长期以来，公募基金业习惯的商业模式是设计产品、推销业绩，找银行发产品，以业绩促规模，最终赚取管理费收入。
未来谁主江湖
“这是一个必须改变，却又没有灵丹妙药的时代”，江赛春感叹。然而对于旧时代的赢家，包括华夏基金在内的大型基金公司在新时代如何大象起舞，对于那些跃跃欲试的小公司，是不是也可以来一场天弘式的超级逆袭呢?
整个市场都在期待答案。
过去六年时间，对基金业来说，期间变化最大的应该是基金公司已经从单一的公募基金管理向大资管时代迈进，成为囊括公募业务、非公募业务、国际业务和子公司等业务的综合性资产管理机构。由于投资领域的拓展，越来越多的基金公司采取了差异化竞争策略，打造自己的竞争优势。
傅文博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业绩为王的时代并没有真正过去，银河基金将继续把业绩放在首位。细水需长流，为了能给投资者好的持续的投资回报，哪怕控制基金规模也是有必要的。
嘉实基金也早已开始了自己的探索。嘉实基金率先构建了多元化投资集团，嘉实基金自身拥有基金全业务牌照，此外还成立了嘉实国际、嘉实财富、嘉实资本和嘉实地产四家子公司，而且嘉实正在谋求券商牌照，一个金融投资集团雏形已经形成。
在嘉实基金之后，也有不少公司尝试进入一级市场。如汇添富基金就成立了全资股权投资子公司-上海汇添富医健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这也是首家由基金公司成立的股权投资专业化公司。
而越来越多的小公司和新公司将专户和子公司业务作为优先发展方向，如财通基金，其去年净利润中有九成来自专户业务;红塔红土基金成立至今并未发行公募基金，而是大举开展了子公司业务;平安大华基金去年公募规模缩水，但子公司业务却大幅扩张，已成为管理规模最大的子公司。广发基金副总经理肖雯曾指出，基金公司传统的商业模式和业务模式里，以产品为中心，所有的任务都在发产品、做投资业绩，而所提供产品的投资周期属性又使其投资需求和客户需求之间出现错配。
如今，没有王亚伟，没有能够代表一家基金公司的人;如今，没有华夏大盘、华夏策略，没有一只能够代表一家公司的优秀产品。随着更多基金公司的诞生，品牌辨识度不高的问题也成为基金公司日后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股权激励的破题也在悄然提速。此前就是因为这一问题的卡壳，包括范勇宏、肖风在内的公募大佬们在坚守十余年后抱憾离去。
目前，股权激励正在公募基金业悄然推进。近日，有传言称农银汇理投资总监曹剑飞将转投中欧基金，而首批实行股权激励的中欧基金，之前已经将富国基金原总经理窦玉明和银华基金原副总经理陆文俊纳入麾下。南方基金公司前总经理高良玉，就是借南方东英探路，在香港子公司持股14.21%;南方基金前副总经理王宏远，在前海开源的新舞台上将率团队持股25%。去年12月国务院批准了基金公司个人持股，股权激励的政策障碍已不复存在。
毫无疑问，公募基金的放开、私募鲇鱼效应的冲击、财富管理行业的融合，为根本性的行业变革提供了契机。从以股本为核心转向以人本为核心，这一进程或许将不可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