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统筹实施好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社会政策，落实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就业优先政策。“就业优先政策”被视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同等的重要宏观政策。
就宏观经济指标而言，充分就业其实是最高优先级的指标。充分就业不仅能保障社会各群体特别是最弱势群体的生活，减轻社会矛盾，而且是增加产出和收入的基础。此外，充分就业还可以稳定商业预期，稳定通胀等其它宏观指标。中央强调“就业优先”既是加强宏观经济指标管理，也是切中了目前经济的重点问题。
2018年1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仅从失业率的角度而言，尚处于充分就业区间，就业压力并没有增大。但是，如果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对比来看，则可以发现我国整体劳动力供需存在结构性矛盾。
从2018年四季度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公布的数据看，2018年四季度企业用工需求明显增加，环比增幅为25.42%。但是求职申请人数环比仅增加3.90%，使得四季度CIER指数上升至2.38。虽然CIER指数回升，但仍大大低于2017年同期水平的2.91。与2017年相比，2018年就业市场景气程度明显回落。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数据，2018年岗位供给总体大于求职人数，求人倍率（招聘岗位的数和求职人数的比）始终保持在1以上，去年第四季度为1.27。但我们不能简单认为目前已经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虽然整体上我国新增劳动力绝对数字在下降，但2018年仍然在1500万以上，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有834万人，再创新高。所以，综合而言，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的数量仍然较大。目前劳动市场求人倍率高并不是因为劳动力数量供给下滑，主要原因应该是就业意愿下滑。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是报名参加2019年研究生考试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290万人，同比增速突破20%。据中国教育在线对2019年考研动机的调查，就业压力大排在首位，占比接近40%。挤破头的考研无疑说明毕业生（其实也不仅是毕业生）求职压力的加大，在企业谋求一份理想工作并不容易。通常情况下，考研和考公务员是毕业生去企业就业之外的两种替代性选择，一旦企业就业形势趋紧，毕业生就会推迟进入职场或选择体制内的工作以规避就业风险。
所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侧的数据综合看，我国劳动力市场可能既存在企业招工不易，也存在劳动者求职难。劳动力市场的这种错配，可能导致新增劳动力的损失。而且，企业因为招工难会逐步下调用工意愿，收缩投资规模，进一步影响宏观经济周期。要扭转这一局面，短期而言需要进一步激发企业扩张经营的意愿，增强用工意愿，从而提高薪酬价格，以解决劳动力市场的错配。这就需要减轻企业负担，特别是占就业80%的民营企业的负担。
而就中长期而言，则需要有一些更深层次的改革。根据《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一线城市2018年四季度CIER指数均值0.85，较2017年四季度变化不大。二线和三线城市2018年第四季度CIER指数尽管相较第三季度有所上升，但相比2017年第四季度则有不小的差距，三线城市CIER指数的同比下降幅度更大。这意味着就业竞争程度明显上升，在二三线城市，岗位供给的增长落后于求职者需求。同时也说明，劳动市场的区域差异已经非常清楚地呈现。
整体经济走缓的宏观大格局下，一线城市就业机会更多，供给需求较为匹配。这说明，虽然中国经济增长走缓，但经济活动的聚集性在增强，一二线城市的经济聚集性已经越来越突出。所以，要改善这种劳动力市场双重困难，需要进一步发挥城市的经济聚集作用，这就需要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降低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具体措施而言，不仅要降低城市户籍门槛、公共服务门槛，还应进一步拉平一二三线城市的落户、社保、教育流动的条件，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区域错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