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积极促进社会办医，可以有效增加群众需要的医疗服务供给、更好保障人民健康，也能更大激发市场活力、释放服务消费潜力。会议推出一系列措施，拓展社会办医空间，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这一系列利好政策，引发行业刷屏。
2015起，国务院（办公厅）连续三年发布高规格文件，推出数十条鼓励社会办医的政策措施，这一年被业界视为“社会办医元年”。从更大的历史周期审视，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星期天（兼职）医生”，到本世纪兴起的“民营医疗”“社会办医”概念板块，非公立医疗体系崛起势不可挡。
然而，在“社会办医”实践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政策在各地落时仍出现不少莫名碰壁的“玻璃门”、先进来又出去的“旋转门”，让业界叫苦不迭。另一方面，在北大国际医院、武汉亚心医院、辽宁何氏眼科医院等一批专科实力雄厚、品牌美誉度高的民营医院之外，“社会办医”的水平仍然良莠不齐——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莆田系”在美容、男科、孕产领域大搞“科室承保”“院中院”；沈阳等地民营医院近来也被曝光违法骗保。
在社会办医的新一轮“宽松周期”之下，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首先，监管层尤需注意，要避免人为制造公立医疗机构、社会办医疗机构之间的不平等规则，一味拉高社会办医的门槛，导致正规民营医院、民营诊所被拒之门外，而转入地下的非法保健、养生、理疗机构却能大行其道。这将恶化当前社会办医市场“优质供给不足、劣质供给过剩”的局面。就此，201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推出一系列针对性强的举措，其中既有土地使用权、税收、医保报销等“硬通货”层面的松绑，也有区域规划、人才引进、医院等级评审、技术职称评审等软实力层面的松绑。期待政策真正落地，而非“只听鞋子响，不见人下楼”。
其次，在给予社会办医平等待遇的基础上，还需要更加注重源头治理、科学监管。传统的社会办医监管大多属于末端治理、事后监管。往往在出现患者伤亡、医患冲突等行为后才由执法部门介入。这带来一个后果：在事发之前失之于宽，在事发之后又失之于严，政策缺乏连贯性和可预期性，一直以来都让人诟病。建议在社会办医机构引入“智慧医疗”“智慧医保”技术，确保患者安全、治疗有效、费用可承受这三条底线不被突破。比如：在部分地区，医保部门运行的医保智能审核平台可对医疗机构运转、医务人员行为实现事前提醒、事中拦截、事后核验，卫生部门运行的卫生综合监管平台把每一单处方、每一场手术操作、每一个收费事项都纳入监管范围。
长期以来，监管部门在查实社会办医违法违规行为之后，往往容易“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比如：卫生监管部门一般在接到患者关于滥用抗生素的举报之后，如果无法明确涉事医疗机构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基准线，以及哪些科室、哪些人员存在过度医疗的动机和行为，往往“一刀切”发布“限抗令”，导致一些正常使用抗生素的病例也被误伤。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于临床领域、监管领域的辅助决策支持，建议把“大砍刀”换成“手术刀”，实现精细化管理，“既不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维护合法办医主体和行为的正当利益。
另外，这些年监管部门对社会办医越界干涉、微观干预社会办医主体和行为的现象也较多。比如：前两年，有关部门提出通过控制社会办医机构的综合利润率遏制过度医疗，这被业界斥为“重返计划经济”。如今，随着智慧技术的应用，可以通过诚信体系建设，让社会办医主体具备合法合规经营的自我驱动力。这一次，国务院已经授权10个试点城市将诊所设立从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且提出对严重失信主体实施行业终身禁入。下一步，建议可以通过中国医院协会的医疗机构信用评价机制、中国医师协会的执业医师信用评价机制、国家医保基金监管诚信体系建设，让政府监管让出半个身位，为行业自律、个人自律腾出空间。
随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社会办医区域总量、空间布局不作规划限制，以及允许在职或停薪留职医务人员申办医疗机构，预计社会办医主体、从业人员将呈现加速增长态势。社会办医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也是对当下公立医疗体系的有益补充，它亟需走向长期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