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话说“人才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在华为总裁任正非看来，这话得倒过来讲：最大的浪费才能培养出人才。
最近与公司创新先锋人员座谈时，任正非说：“颠覆性的创新，即使最终证明是完全失败的，对我们公司也是有价值的，因为在失败的过程，也培养出来了一大批人才。正是因为我们研发经历过的一些不成功经验，才成长出了很多英雄豪杰，在座各级干部不都是浪费出来的嘛？”
我做了点小研究，发现这不是他第一次谈“浪费”了，上一次是在两年前“批判”轮值董事长徐直军：“我‘浪费’了1000个亿，培养出了徐直军。”徐直军说：“不，已经2000亿了。”
再往前，2013年，他说：“我们用了25年的时间建立起一个优质的平台，拥有一定的资源，这些优质资源是多少高级干部及专家浪费了多少钱，才积累起来的，是宝贵的财富。过去所有失败的项目、淘汰的产品，其实就是浪费（当然浪费的钱也是大家挣来的），但没有浪费，就没有大家今天坐到这儿。”
在任正非眼中，有价值的浪费有两种，第一种是被动的，因为水平低犯错而造成的浪费。比如说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在一篇文章里说：“我们曾经的失误导致近亿元的损失……我们浪费较大，包括用于培训的钱，几个亿报废了，但我们培养了一大批人，这大批人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呢？下个世纪”“社会上，包括一些世界著名公司，说华为浪费太大，但我们认为正是浪费造就了华为。当然，我们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再浪费下去。”
2001年，华为给研发员工发了一个浪费奖，把因犯错而造成浪费的呆死料、出差机票等物品装裱起来，作为奖品颁发给研发人员来鞭策他们；2015年，华为给每位员工发了1000美元的反浪费奖，这些钱是从过去浪费的地方改进工作，节约出来的。
上面这些浪费虽然不是主观上想要的，但在客观上确实培养了人才，华为有大量的干部是从失败的项目中成长起来的。这就是华为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灰度：以责任结果为导向，但又不以成败论英雄。
另外一种，则是主动的，探索未知领域而走的弯路、错路所造成的浪费。当企业发展成熟和精细化管理之后，规模化浪费的现象应该是可以得到控制的。大组织里干部不犯错、不浪费反而成为一个问题。任正非在历次公司年会上的讲话，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抱怨公司利润太高，逼着大家花钱，因钱没有花到位而被批评的人不在少数。当然主要是在研发领域，因为研发经费是大头。
钱花不完不是矫情。在大公司花钱绝对是一门学问，真正需要水平。一个项目要能够获得预算，必须要有出色的策划，必须能够说服各种评委，必须经得起前后左右标杆的对比，必须要有好的结果。 所以说，水平越高的人，才越能“浪费”钱；“浪费”越多，水平越高。
当然，主动“浪费”钱，主要是针对不确定性的领域，尤其是面向未来的探索和基础研究。很多探索可能与主业务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失败风险高，而且即使成功了，也不一定能给企业带来商业上的回报。
谷歌的X实验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实验室对外界很神秘，每年征集几百个创意，五花八门，太空电梯、气球互联网、从海水提炼燃料、长生不老药等等，没有一项谷歌主业务有关。成立十多年来，谷歌并没有公布实验的投资额，但从谷歌年报中的亏损业务来看，这个实验室每年“浪费”掉40亿美元左右，占谷歌270多亿研发费用的15%左右。
华为也有类似的做法。设立了60多个基础技术实验室，700多数学博士，200多物理和化学博士，每年150亿～200亿美元的研发费用中，有20%～30%用于研究领域。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年有3亿美金投入大学，支持学术界开展基础科学、基础技术等的创新研究，不追求任何商业回报。用任正非的话说，其目的就是“支持大学成为灯塔，照亮世界，也照亮华为”。
不管谷歌，还是华为，这种对未来的创新探索的投入，已经远超过自身的商业需要，项目成功了，主要是对人类社会和世界的贡献；项目失败了，至少还培养了人才。
从这个意义上讲，探索创新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只不过这种活动产生成果的周期比较长，普通人在短期难以感受或理解到它的价值。
美国宇航局NASA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质疑。
1970年，赞比亚一名修女玛丽·尤肯达，写信给NASA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地球上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忍受饥饿煎熬，为什么美国还要耗费数十亿美元尝试把人送到太空里去？
NASA的一名科学家写了回信，首先是对修女仁慈怜悯之心表达了最真诚的敬意，然后解释说：太空探索虽然不直接解决饥饿问题，但能够为解决地球上的饥荒和贫困等严峻问题做出更大贡献，最终帮助找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通过卫星监测和评估提高粮食产量，通过改善国际关系改进粮食分配。更重要的是，探索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一代人的科学素养。太空探索计划每年孕育出大约1000项技术革新，大幅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如缝纫机、无线电设备、船舶、飞机、天气预报和风暴预警系统、通讯设备、医疗设备等。
这名科学家在信中还讲了一个故事：400年前德国一个小镇,一位仁慈的伯爵，把大部分收入都用来救济遭受瘟疫的穷人。有一天，伯爵遇到一个奇怪的男人，白天上班，晚上搞研究打磨玻璃镜片。伯爵于是资助这名男子全身心投入研制光学仪器。镇上人认为这个怪人是在研究一些没用的东西，抱怨伯爵在他身上浪费了太多钱，都感到很愤怒。但伯爵并没有动摇。后来，这个人研制出了显微镜。显微镜在帮助人们消除瘟疫上发挥了巨大价值，而伯爵“浪费”钱支持研制显微镜所做的贡献，显然远远超过单纯地救济瘟疫受害者。
实际上，这位科学家当时还不知道的是，NASA还对美国IT产业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世纪60年代，集成电路、芯片和计算机行业正处于起步阶段，阿波罗登月计划及相关研究大大促进了它们的发展，使美国公司在未来几十年间建立了全球领先地位。
而且NASA还成功地提升了亿万富翁贝佐斯的科学素养。他说之所以对太空旅行感兴趣，并创立蓝色起源公司，其源头是也在他在5岁时得到了NASA阿波罗登月项目的启发；而埃隆·马斯克因登陆火星的梦想而创立SpaceX公司，也和航天事业不无关系，据说是从一本发霉的苏联火箭书籍开始，准备制造火箭的。
科学探索无止境，敢于将全部身家投入到未知领域的企业家，和那些敢于将自己的一生都投入不确定性探索的科学家一样，不是疯子，就是圣人。
美国每年的慈善捐赠中，来自企业仅占5%，近70%是来自个人。创造就业、创造价值、贡献税收、培养人才、探索未来，等等，这才是企业作为社会一份子所承担的最主要的责任。值得中国企业借鉴。
任正非所讲的华为的干部都是“浪费”出来的，我想此浪非彼浪，是指“长江后浪推前浪”，浪费越多，培养的人才越多，华为对世界的贡献就越大。
我希望中国多一些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多一些研究“无用之用”的企业或个人，多一些有理想、有行动的“疯子”，这才是一个成熟、多元包容的社会。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