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起点，首先始于放权让利。从最初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实施利改税，再到后来推广承包制，进而发展成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如今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进入第五轮改革，即混合所有制改革时期。
无论从效率、公平抑或是价值体系的构建，信托无疑是各路资本天生的载体。因为信托的实质是一种财产管理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得人之信，受人之托，履人之嘱，代人理财”。各路资金能通过信托的“调和”，使资金得到更有效地利用，并获得投资收益，通过信托制度解决了“混合所有制”当中的“效率”和“公平”的两大难题。
信托应该如何介入混合所有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渠道。
1、产融结合中信托提供桥梁。国企多为大中型企业，在经历了最初的生产经营、技术创新、生产性服务业，都会经历产业和金融资本的磨合阶段，在这个阶段，国资与民资有巨大的合作空间，而信托可以为这种磨合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当前，国企改革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空间来做足文章，诸如资产证券化、企业债等均可进行广泛尝试。信托可以以此作为引入社会资本的契机，让民资通过信托的桥梁参与到国企的经营运作当中，推动混合所有制的发展。
2、通过子公司或者分公司进行股权投资。未来对于非上市的国有企业可能更多的是通过产权或经营权公开拍卖转让的方式，让社会资本大量参与，此时信托可通过聚合较为分散的民营资本，提高其议价能力与话语权，更好地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对于一些垄断国企以及大型国企，一些关于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民资一时是难以进入的，这些企业的混合所有制预计将会分层次、分类型推进。比如信托通过与子公司或分公司进行合作，寻找结合点和切入点，这样才能“门当户对”，实现真正融合，以增量带动存量逐渐把母公司改造过来，让混合所有制经济焕发出旺盛的活力。
3、进入大型国企分离出来的服务性企业。我国石油行业、电信行业动辄几十万人、上百万人，而国际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也只是几万人，原因在于他们只经营核心业务，为这类核心业务服务的都是外包的服务机构，而这些服务机构都已经完全市场化。另外公共服务类、公益事业类国企，可通过向社会第三方购买服务的方式实现功能版本升级。对于这类分离的服务性公司，信托资金便完全可进入，将这些服务功能分离出来的社会性公司进行资源整合，如话务服务公司既可以服务于银行也可以服务于电信，同时通过股票上市通过资本市场对它强化约束。
此外，我们还可以借助信托制度对混合所有制企业进行资本管理。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运作模式为政府作为出资人对国企进行管理，但政府机构是非市场化的行政机构，无法胜任市场竞争领域中的资本代理人角色，引入民间资本之后各方面的融合也不是短期能够磨合的难题，如果启用信托代理模式，这些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国有资产与民间资本可以委托代理给专业的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进行经营性代理，既可以使政府机构保持股东身份，又避免了依靠行政方式直接干预经营管理的弊端，同时各类资本的摩擦和矛盾也能通过信托进行调和，促使各方利益主体齐心合力地建设公司价值体系谋求企业价值的提升。由于代表了受益人的利益，信托会更加关注企业的经营管理和业绩，关注企业和自身的声誉。因此，信托资本管理模式对于利益各方都是共赢的。
以上公司价值体系的构建将倒逼着原有的国有体制从行政化管理体制向市场化的经营体制进行转变，顺应了中国国企改革的核心要点。在公司价值体系构建的大框架下，在以市场为导向的信托计划指导下，原有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将被倒逼着进行改革，公司的经营模式也将从之前的行政管理向信托类的资本管理进行转变。
目前国企改革涉入深水区，历史沉淀复杂，多方利益交织，如何确保被寄予厚望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能够兼取国企、民企之长，成长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中坚力量，是改革践行者们面临的一大课题。国企改革的大方向已定，相关的制度建设将“摸着石头过河”，随着改革的深入也将逐渐建立和不断完善，信托作为为实体经济与资本的服务机构，将促进各类资本主体的有机融合，不断总结经验，优化业务模式，助推中国改革的深化，最大地实现价值增值。
(作者系中泰信托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