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研究专家孙元欣最近的政策建议得到了官方肯定。这位上海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的研究重点包括一个近一年来红遍全国的词：负面清单。9月24日，上海自贸区挂牌一周年前夕，孙元欣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孙元欣曾提交了一份关于“试验区负面清单转化为全国负面清单的路径和措施”建议，并得到上海市相关领导的批示。
推出了2013版和2014版负面清单后，上海自贸区在试验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上，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孙元欣预期，在实践证明可行的基础上，2015年或2016年外资负面清单管理将在全国推广。
当然，这样的“良种”培育需要顶层设计，开花结果亦是循序渐进、水到渠成。这也是上海自贸区作为改革的先行者的应有之义，即在尝试、探索改革经验的同时，研究出可行的模式，让改革红利惠及全国。
在孙元欣看来，如果各地无序地推出自己的负面清单，不具有操作性。商务部近日表示，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是国务院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权上海市制定的，具有特殊的试点性质，其他地方未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不能复制和效仿。
全国推广步骤憧憬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负面清单只有上海自贸区版本，如何判断全国推行的时间节点？
孙元欣：2013年8月3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上海自贸区调整涉及外商投资审批的3部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为期3年（上述行政审批的调整在3年内试行），这将成为全国负面清单管理是否推出的重要时点。
按照全国人大的法制建设规划，外资三法的修订放在“十二五”做，这样的话，明年年底外资三法就要修订完毕，为负面清单全国推广扫除障碍。另外，中美BIT（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在进行，计划是今年年底结束框架性谈判，明年早些时候进行负面清单的内容谈判，所以国家也在加紧这方面的研究。
日报：除了时间节点，我们还关心从上海自贸区版到全国版，负面清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孙元欣：由商务部和发改委牵头，全国版的负面清单现在在做。
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一个是试水，为全国做准备。另外也是让外界了解中国的开放度。全国的负面清单的架构应该跟上海的负面清单差不多，不可能比上海的负面清单更加严格，只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更加开放。当然，开放也会结合我们的国际谈判需要进行。自贸园区是一帖中药，是很多药放在一起煮以后产生了一个综合效益，不能把负面清单管理或者海关监管新模式一下割裂看待，要混合在一起。
日报：除了全国推广，负面清单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于中美BIT谈判，对标BIT谈判，我们的负面清单要面对哪些挑战？
孙元欣：美国BIT范本中负面清单的措施和法律法规有非常明确的联系，这对我们国家有很大的考验。所以，BIT负面清单中法律和措施的紧密结合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也为我们的下一步改革提出了要求，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对外商的措施后面有法律的保障。
反过来说，东道国的负面清单和BIT负面清单的依据都是一个国家的法律法规，所以仍然是“一根藤上两个瓜”，两个还是有紧密联系的。另外一个难点是，BIT的投资口径比我们宽，BIT中投资口径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具体有8种投资形式，如投资企业、交钥匙、许可、知识产权等，另外还有金融投资，包括股权、股票、债券等，领域特别宽。但是，目前我们的负面清单只能做到投资企业和投资项目，对金融投资还没有。
一整套的管理模式更重要
日报：接下来中国自己的负面清单要如何进一步完善？
孙元欣：改进的过程和负面清单向全国推广的过程应该是同步的，其中重点是要进一步解决开放度问题。
现在上海的负面清单里面，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水利、工艺、采矿业还有建筑业，国际上发达国家一般来说制造业的限制不超过10条，我们还有60多条。因为我们还是制造大国，这方面还是比较谨慎。另外，在服务方面我们的开放度还可以进一步提高。
还有就是相关管理模式的完善。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管理是一个纲的作用，纲举目张，可以带动很多东西，比如内外资的市场准入制度、工商登记改革、对企业的监管模式、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政府信息共享以及建议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等。上海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向全国推广的过程中间，到底是这张负面清单重要还是一整套的管理模式重要？现在的共识是一整套的管理模式更重要。
日报：全国各地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热情还是很高的，但是商务部也提出其他地方未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不能复制和效仿，该怎么理解这个说法？
孙元欣：实际上只有个别地方对外正式发布了负面清单。
我们对这个事情非常关注，但不具有操作性。原因有两个：一、我们国家不是联邦制，我们是经济统一的国家，这是中央的事权，在世界上只有联邦制国家才有全国层面的负面清单和地方层面的负面清单。二、负面清单的条款和法律体系是紧密相连的。如果各个地方都有负面清单的话，各个地方都需要立法，就更加乱了，同时也会干扰中美的BIT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