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化的深入，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呈现周期性，基本上是10年左右发生一次（70年代石油经济金融危机、80年代日本及拉美国家金融危机、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而上次金融危机是2007-2009年。结合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可以看到，2019年应属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积累期，我国应时刻警惕随时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党和政府也深切认识到这一点，十九大报告已经提出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近三年的三大攻坚战之首。其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更是重中之重，尤其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21世纪以来，由于各种因素推波助澜，我国金融行业迅速膨胀，已脱离实体经济呈现自我循环的状态。这种扭曲的金融现象以其极强的获利能力不断强化资本话语权，使得经济各主体被纳入金融体系中，被金融主体支配。“中国证券化市场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从歌舞表演门票营收到过桥费，金融机构打包的资产无所不有”。在金融化的推动下，我国经济主体越来越多的参与金融活动，具体呈现出以下特征：
政府行为债务化。通过融资方式增加投资、拉动内需，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是各级政府大规模举债的根本动力，也是各级政府金融化的主要表现。随着我国各级政府不断增加债券发现量，它们与金融市场关系越来越密切。一方面，政府的债券发行量极大的影响了金融市场的运行；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波动也大大影响了各级政府的财政以及公共政策的实施。
企业融资杠杆化。企业资本行为与金融体系基本融为一体。由于大部分公司的治理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其相应改变了公司资本投资回报的形式。这些公司逐渐直接、深入的参与到金融活动中，通过金融投资获取利润成为其利润来源的主要渠道。为此，企业经常以高杠杆融资进行金融相关产品的交易，因而受金融市场影响越来越大。
家庭财富证券化。我国家庭的主要资产是房地产，而家庭购买房地产一般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这种抵押贷款已经逐渐被证券化，成为新的金融产品再次出售。此外，家庭通过购买基金等理财产品，也被纳入到金融市场的证券化体系中。这就意味着金融市场的瞬间波动将带来千百万家庭财富的增减。
机构权力分散化。随着信息化的发展，金融主体之间形成了能够瞬间相互连通的网络，金融网络通过资产派生业务如信用违约互换使金融机构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单个经济主体都试图通过增加关联性在整个系统中分散风险。这就使得金融资源的流转不再依赖于原来的金融机构，而主要由金融市场决定，金融机构的重要性下降，其不再拥有控制金融系统的能力和权力。这种金融市场的高度关联性与不确定性意味着“救市”将成为不可能任务。
一般情况下，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不能分散的、对一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金融风险。金融化背景下，复杂而多样的经济主体金融化行为，导致我国金融体系呈现出易于积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特征：
金融工具复杂化。除了金融远期、互换、期货和期权等基础衍生工具，金融创新者还利用这些基础衍生工具的结构化特性开发设计出更多具有复杂特性的结构化金融衍生工具。这些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被金融机构推售给政府、企业、家庭乃至个人等不具备风险控制能力的经济主体，然后被这些经济主体频繁的进行跨行业、跨市场金融交易，最终形成一个复杂而脆弱的金融交易系统，提高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
金融活动影子化。所谓影子化是指逃避了金融监管。由于分业监管中各行业制度不统一，导致一些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通过非正常金融活动进行监管套利，甚至通过多层嵌套的方式规避金融监管将资金投放到国家管制的房企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领域。这些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的相关机构，不断进行业务和产品创新吸纳资金，通过组建资金池的方式维持刚性兑付，这就进一步加大期限错配与流动性错配，在杠杆的放大效应下，极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金融市场国际化。全球金融化背景下，各国金融市场的联系和互动愈加紧密，这种联系和互动不再仅仅表现为以前宏观层面资本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增加，更表现为现在不同国家各经济主体之间的金融业务往来变得紧密而复杂。据统计，近15年来，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营业性机构总数年均增长达13%，总资产规模增长超过9倍；境外保险公司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各级分支机构达1800多家；而去年我国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的境外总资产规模超过11.51万亿元，其在全球共开设了1102家境外分支机构，经营网点遍布亚太、欧洲、北美等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内外金融主体交织在一起，意味着外国金融危机或者外国金融主体存在的风险比以前更容易传导给我国金融主体。所以，全球金融化与我国的金融开放使得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来源变得更加多元而复杂，随时面临传染性更强和破坏力更大的金融危机。
金融关联网络化。伴随着金融的创新和发展，金融机构之间高度关联，形成了更为复杂的金融网络，而金融网络的各节点成为金融风险发生的关键点。首先是网络中心即联系最为广泛的金融机构，成为“关联太多而不能倒”的中心点，如果倒闭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其次是传染中心即金融风险或金融危机最早到达的金融机构，关联性越来越强，这就提高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速度；再次，紧密中心即与其他金融主体之间联系最紧密的金融主体，越来越多元化，这就减少了金融系统自我调节风险的时间；最后，影响力中心重即金融系统中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不但与国家、产业层面有密切联系，而且与国际金融市场有密切联系，因此其出现问题后的影响力和破坏力也是最大的。金融网络中某一节点的不稳定会迅速扩散至整个金融体系，形成威胁国家安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系统性金融风险一般会经历形成、累积和爆发三个过程，而我国金融体系上述特征可能会缩短这三个过程的完成时间。当经济体经常通过信用膨胀、流动性扩张的方式促进投资、消费以发展经济，很容易造成过度投资和投机，难免会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如果控制不好，将引起经济过热、资产膨胀，而资产膨胀又吸引更多的信用和流动性进入，形成资产泡沫，逐步累积系统性金融风险。此时，我国复杂化的金融工具、影子化的金融活动、国际化的金融市场和网络化的金融关联，将大大提高金融风险的累积速度，当经济基础无法支撑巨大的资产泡沫时即明斯基时刻，就会爆发金融危机。可见，防范化解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急不可待。
由于经济主体金融化行为使得我国金融体系更易于积累系统性金融风险，应该针对其行为实施相应措施以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首先，规范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机制，限制地方政府以债券融资的方式发展经济；其次，在以财政支持、税制改革与发行债券方式解决旧债务问题的同时，通过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预防新债务的产生。最后，限制甚至禁止地方融资平台经营商业等盈利性质的业务，以减少系统性金融风险引爆点。
发展以股权融资为主的资本市场降低杠杆率。进一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降低间接融资比重、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从而改变企业融资结构，降低企业融资杠杆。首先，研究设计新的股权股票交易场所或交易平台，比如科创板等；其次，在创立科创板的同时，建立各层次资本市场的协调机制，以协调好创业板、中小板以及新三板等与其他股权交易平台之间的关系；最后，高效的资本市场退出机制是有效化解问题企业对金融体系冲击的关键，因此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退出机制有利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关注家庭与个人财富的金融化缩小金融风险波及范围。首先，以义务教育的形式普及金融知识，提高风险意识；其次，构建全民征信系统，完善个人信用信息，制定实施个人破产法，确立信用惩戒体系；最后，制定规章制度限制金融机构向非专业人士销售结构化或复杂化的金融产品。
提升国有金融机构的实力保证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应当成为金融网络的核心节点，该节点一般是金融系统中影响力最大的某个或某类金融机构，而且政府应当对此类关键性金融机构具有足够的控制力。另外，需要有意识的培育并控制金融网络的紧密中心和传染中心。这样一旦出现或累积金融风险，政府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有效干预，从而迅速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作者单位：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