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3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校工作的意见》，听取关于巡视55家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有关情况的专题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扶贫
2020年解决5000万人脱贫
会议要求，到2020年通过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支持、医疗救助等措施解决5000万人左右贫困人口脱贫，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2000多万人口全部纳入农村低保制度覆盖范围，实行社保政策兜底脱贫。要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破除发展瓶颈制约，重点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要强化政策保障，健全脱贫攻坚支撑体系，加大财政扶贫投入力度，确保政府扶贫投入力度与脱贫攻坚任务相适应。要加大金融扶贫力度，鼓励和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扶贫开发的金融支持。要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合力推进脱贫攻坚，健全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定点扶贫机制和社会力量参与机制。要振奋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精神，坚定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信心和决心。
会议强调，必须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实行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领导体制和片区为重点、精准到村到户的工作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党委和政府，要逐级立下军令状，层层落实脱贫攻坚责任。中央各部门必须步调一致、协同作战、履职尽责。实行最严格的考核督查问责，确保中央制定的脱贫攻坚政策尽快落地。要加强财政监督检查和审计、稽查等工作，建立扶贫资金违规使用责任追究制度。纪检监察机关对扶贫领域虚报冒领、截留私分、贪污挪用、挥霍浪费等违法违规问题，坚决从严惩处。
巡视
为国有企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会议指出，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巡视工作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倒逼改革、促进发展，发挥了尖兵和利剑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已经开展8轮巡视，巡视了149个地区和单位，实现了对地方和中管央企的全覆盖，工作成效显著。
会议强调，管党治党根子在党委、关键靠担当，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做到敢管敢治、严管严治、长管长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坚持依规治党，把加强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尊崇党章、敬畏党纪，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党绝对忠诚是最重要的政治纪律，管党治党责任是最根本的政治责任，守住纪律底线是最基本的政治要求。
会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国有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加强党的领导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坚持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要用好巡视成果，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坚持效果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敢于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发挥改革的突破性和先导性作用，为国有企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推荐阅读：政治局听取国企巡视报告深意：国企改革一要听党的二要破寻租
以下为全文：
11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听取关于巡视55家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有关情况的专题报告。结合新闻通稿和相关研究，笔者想谈两层意思。
第一，中央高层认为，国企必须改革，改革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朝着“做强做优做大”方向发展。而不是私有化或其他方向。
通稿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国有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加强党的领导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坚持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中共执政的重要物质基础。奉行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西方国家，基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偏见，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市场经济的“异端”，突出表现为不断抹黑中国国企。
然而，自由主义者普遍忽略了国家行动主义的作用。事实上，每一个新兴国家崛起时，无不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来启动增长。即使是被视为自由市场的正统者——英国，也等不及经济在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作用下发展起来，创生了大型国营巨头——东印度公司。独立战争后的美国、1870年代的德国、195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无不是在兴起阶段通过国家行为启动的增长。
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通过对41个当代后发展国家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考察，得出结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解释性变量是政治组织和政府的施政能力。”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宏观调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换言之，一个健康持续的经济环境，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均衡点很重要。寻找国家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之间的合理边界，成为国企改革的方向。
第二，国企内部治理机制急需改革，重点在于破解寻租护租、内部利益集团化问题。
今年10月，中纪委公布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反馈情况。此轮巡视的一大特点是巡视对象包含诸多央企，从巡视结果来看，这些央企均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
不少国企内部管理混乱，国资监管体制不够完善，存在内部人控制、国有资产个人化、利益输送和利益交换等寻租护租现象，甚至部分国企内部形成利益集团，干扰全面深改大局。这说明，国企体制机制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急需改革。正如通稿所指，“敢于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发挥改革的突破性和先导性作用。”
笔者认为，国企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于破解寻租护租、利益集团化问题。在当前全面深改的背景下，这显得尤为重要。十八大以来，被发现发生在国企内部的腐败案例表明，侵吞、贪污国有资产、大搞利益输送和利益交换、搞小集团、小圈子现象严重，部分强势国企对中央改革布局阴奉阳违，为了小圈子利益牺拖延改革进程，甚至抵制改革。
对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来说）来说，影响经济改革的障碍往往来自体制内，尤其是来自既得利益者的羁绊。但这是极其危险的。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当一国的制度被利益集团绑架或操控的时候，利益集团不仅导致制度的利益化，而且使非生产性（寻租）、再分配（僵化）及制度的实施（软化）出现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和趋势如果得不到遏制，还将影响政治体制。”
也就是说，寻租护租、利益集团化会使一部分人的私利绑架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使国家意志屈服于小团体利益，导致社会不公，进而引发社会不满。这样，经济问题往往会带来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政治经济学。对此，不得不引起重视。
简言之，当前，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国有企业改革，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也要发挥政党组织和政府施政的作用。如此，才能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才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促进国企的内部开放性和外部竞争力。规制好、治理好国有企业，也是建立“中国叙事”、树立制度自信的重要保证。
